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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柱: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联系社会的现状调查与机制创新
作者: 来源: 时间:2016-10-25 08:29:14 点击量:21688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联系社会的现状调查及机制创新研究

——以浙江省10个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为例

 

黄天柱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密切与社会的联系对巩固民主党派社会基础、提升民主党派参政能力、扩大多党合作制度包容性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各地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加强与社会联系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但总体上基层组织与社会的联系尤其是机制化联系仍很薄弱。新形势下提高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社会联系工作的实效性,必须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通过创新生态优化机制、动力激发机制、对象明确机制及联系工作机制,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民主党派扎入社会并从中汲取养分的根基所在。

关键词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联系社会;浙江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志码:A

本文发表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基层组织是整个民主党派组织系统的根基所在。支持民主党派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有利于巩固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提升其参政能力,是发挥好民主党派积极作用的基础性工作,关系到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度推进和基层社会的和谐团结。

本文聚焦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联系社会的现状与机制创新问题,背后的理论和实践关怀是民主党派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选择这个题目,主要基于如下思考逻辑:首先,就一般而言,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政党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它的舞台在国家,但根基应在社会。如何加强与社会的联系进而巩固和扩大社会支持基础,是政党必须认真考虑并着力解决的问题。其次,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国家意志和执政党意志的双重保障[①],但不能因此忽视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事实上,民主党派能否真正实现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民主党派能否通过密切与社会的联系来为扮演好在国家舞台上的角色夯实基础、提升底气,进而以实际表现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正如毛泽东在1957年指出的:“民主党派是否能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决定的,还要看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1]。再次,就现状而言,民主党派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疏离深刻影响了其积极作用的发挥。有学者评价,当今中国的民主党派产生了两个脱离:一是与社会大众的脱离,二是与自身所代表的特定阶层和群体的脱离。这两个脱离使民主党派像无根的浮萍一样飘荡在中国政治生活中[2]。这个评价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主党派与社会关系的现状,而这反过来影响和制约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发挥。换言之,一个政党越与社会相脱离,往往就越容易被国家所吸附(甚至吞噬),而一个面对国家缺乏自主性、面对社会缺乏代表性的政党,对权力也就很难保持应有的张力,其所发挥的作用往往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最后,就主体而言,基层组织是民主党派联系社会的最直接主体。基层组织是民主党派在社会中的“组织触角”和“神经末梢”,是民主党派赖以感知和把握社会脉搏进而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依托。基于上述思考,我们认为,准确把握当前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联系社会的现状,深入探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联系社会的机制创新问题,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法。据粗略统计,目前八个民主党派共有成员一百余万,基层组织4万个左右[3]浙江是经济先发地区,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八个民主党派省级组织齐全的省份,党派成员数量居全国靠前位置(第五或第六)[②],具有足够代表性。近年来,浙江各民主党派高度重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③],致力于调动基层组织和党派成员的积极性,开展了形式丰富的活动,取得了较好成效。2010年以来,浙江省委统战部、各民主党派省委会和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联合确定了一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到目前为止,全省共有10家,分别是:民革东阳市总支[④]、民盟绍兴县总支科技支部、民盟宁海县总支、民建萧山区基层委、民进建德市新安江支部、民进浙江树人大学支部、民进临海市科经支部、农工党萧山区基层委、九三学社余姚市支社、九三学社江山市基层委[⑤]。可以说,这些基地在自身建设和作用发挥方面是全省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典范。在联系社会方面,它们也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值得总结提炼。我们对这10个基层组织进行了实地调研,在此基础上对当前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社会联系工作的现状进行描述,对社会联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进行分析,并从机制创新的角度提出思路和对策。

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联系社会的现状分析

(一)内涵界定

首先有必要厘清“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联系社会”的基本内涵,关键是明确三个要点:

一是联系主体。主体可分两类,即组织与个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按党派成员所在单位、系统或地区建立,一般分为小组、支部(社)、总支、基层委员会等。社会联系工作主要是在组织层面上开展的。同时,通过党派成员个人开展的社会联系活动也是整个社会联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层面又可分为基层组织领导和普通党派成员两类。其中,普通党派成员具有双重角色,即既是基层组织联系社会的重要主体,也是基层组织的重要联系对象。

二是联系对象。如图1所示,党派成员构成了联系对象的第一层次,协商确定的组织发展范围与对象是第二层次[⑥],其他社会民众是第三层次。理论上讲,每个基层组织可从实际出发,来划定自己的联系对象:可以只将党派成员作为联系对象,也可以把边界延伸至协商确定的组织发展范围与对象,甚至还可以把其他社会民众也划入联系范围。从党派《章程》看,各党派对基层组织联系对象的界定有重合也有差异:八个党派均将本党派成员列为联系对象,其中,民建和农工党仅将本党派成员列为联系对象;民盟、民进、致公党和台盟还将协商确定的组织发展范围和对象作为联系对象;民革和九三学社则还将“群众”作为联系对象。

 

1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联系对象层次分布示意图

 

三是联系机制。总的看,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上情下达,即把执政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给联系对象,争取其理解和支持,并自觉贯彻执行;二是下情上达,即把联系对象的诉求与意愿反映给执政党和政府,并在相关政策的制定中得以考虑和体现。具体的联系机制则往往与联系对象本身的明确性有很大关系。基于对党派《章程》的梳理分析,我们发现,联系对象如果越明确,联系机制往往也越明确:党派成员作为联系对象,指向性最明确,联系机制也最明确和丰富,包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和引导其做好本职工作、组织其针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地方重要公共事务开展调查研究并提出意见建议、关心其工作、学习和生活、反映其意见和要求、维护其合法权益,等等;协商确定的组织发展范围和对象指向性相对比较模糊,对基层组织而言,手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人员名单,联系工作就很难开展,所以《章程》中往往只能用“反映联系对象的意见和要求”、“做好所联系群众的工作”等予以原则规定和要求;而以笼统的“群众”作为联系对象,在实际工作中基本没有可操作性。

(二)主要做法与经验

梳理和总结浙江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尤其是10个实践教学基地在联系社会方面的做法,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与联系对象建立经常、稳定的交流沟通渠道。例如,民盟绍兴县总支科技支部建立“支委与盟员‘三联系’制度”,即支部、支委与盟员定期电话联系问询制度、通讯联系制度、支部与盟员约谈制度;再如,民进新安江支部建立“民进之友”联谊制度,广泛联系要求加入民进的积极分子、会员家属及关心民进发展的各界人士,邀请他们参加相关的学习、培训等活动,以达到“了解情况、交流感情、密切关系、增进友谊”的目的;又如,九三学社余姚支社建立主委与发展对象联系制度,在培养考察期内,主委与发展对象谈心不少于4次,端正其入社动机,增强其对九三学社的认同感。[⑦]

第二,帮助联系对象解决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例如,民建绍兴市委会针对近年来不少会员下岗失业的现状,要求基层支部关心下岗失业人员。根据这一要求,各基层组织都建立了会员生病住院探望制度和会员有关重大事情汇报制度;关心老会员的困难生活情况,及时做好慰问走访工作。

第三,在联系对象范围内进行调研,收集意见建议,整理综合后向中共党组织、上级党派组织、统战部、政协等部门和机构反映,并将处理意见和结果及时予以反馈。例如,一些基层组织通过开展“议政日”、“主题活动日”等活动,听取成员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意见建议;再如,民进新安江支部将一些组织活动安排在会员单位进行,先听取所在单位会员的介绍,然后进行座谈交流,以此了解社会、收集民意。

第四,向联系对象宣传、解释执政党和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一些重大方针政策出台后,尤其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方面的重大政策出台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都会在联系对象范围内进行广泛宣传,使他们更好认同、理解和支持这些政策。

第五,鼓励和组织党派成员以专业特长服务群众,开展各类社会服务活动。例如,民进临海科经支部充分发挥会员专业优势,组建以“民进临海市科技经济服务队”为主体的社会服务团队;再如,农工党萧山基层委发挥专业优势,与南阳街道办事处、南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建岩峰村健康促进服务基地,采用多种形式为当地群众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又如,民盟宁海县总支成立爱心帮扶小组,开展经常性的社会服务。

第六,以合作共建方式持续、深度开展社会服务,参与基层治理。国家作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后,不少基层组织深入农村,建立服务基地(例如民进临海科经支部在小芝镇桥头村建立“共建和谐社会服务示范基地”、民建萧山区基层委在临浦苎东村设立定点服务基地等),定点持续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民革东阳总支自1997年起与三单乡庙后村结成对子,持续帮扶十余年,使该村实现了从“穷山村”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蜕变”。一些基层组织探索实践与城市社区结对共建的模式,如民盟浙江海洋学院总支与文昌社区、民进新安江支部与沧滩社区结对共建,社区居民反映较好。一些基层组织创新实践与中共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的模式,如民进临海科技支部与中共临海农商银行营业部支部结对共建,实现了双赢发展。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在基层民主与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基层协商不断推进。在此过程中,在统战部门和中共基层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一些地方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积极探索参与基层协商的有效形式。如宁波市北仑区全面开展中共基层组织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协作共建”,推动全区9个乡镇(街道)党(工)委及19个社区党组织与7个民主党派18个(总)支部结成共建对子,引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及其成员共商基层重大问题、共管区域重要事务、共解社会重点难题。

从上述主要做法及典型实践中,可提炼出若干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经验和启示:第一,基层组织联系本党派成员要注重制度化建设,着力在基层组织与成员之间建立常态化的交流沟通渠道;第二,基层组织开展调查研究要注重发挥界别优势和人才优势,充分考虑基层组织的资源有限性,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忌盲目跟风;第三,基层组织开展社会服务活动要注重凸显党派特色,着力培育品牌,并形成长效机制,切忌“天女散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三)实际成效与存在问题

从调研情况看,现阶段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联系社会带来的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加强了基层组织的自身建设,提升了党派成员的政治效能感及其作为党派成员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二是使基层民众对民主党派有了更多了解和认识,并体验到了民主党派作为一种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性和便利性,感受到通过民主党派渠道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和提升了民主党派和多党合作制度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认同度。

当然,必须清醒看到,目前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远远未能有效“嵌入”基层社会,其在整合和表达联系对象的政治愿望、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与困难:

第一,整体氛围不浓。这与多方面因素有关:从中共方面看,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对多党合作制度仍存在模糊甚至错误认识,多党合作意识淡薄,往往以异样眼光看待民主党派,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主动联系社会抱防备态度,认为是想与中共抢群众。从社会方面看,认为民主党派是“政治花瓶””的观念仍普遍存在。这种社会氛围如不能有效改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面向社会开展工作,一方面自己没有底气,另一方面社会不予认同,结果必定是困难重重。从民主党派自身看,民主党派历来被称为“精英党”、“干部党”,在很多党派成员的自我定位中,也都倾向于认为党派主要就是做中上层人士的工作,而不必与基层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和互动。

第二,主观动力不足。就很多基层组织领导而言,他们对基层组织作用和任务的认识和理解主要局限在发展成员、政治学习、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等方面,尽管实际上也做了不少社会联系工作,但在主观意识上,并未自觉认识到基层组织密切与社会联系的重要性。更何况,他们都是兼职从事党派工作,愿意在党派工作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本身就比较有限。从普通党派成员角度看,一部分人存在政党意识不强的问题,他们对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并不十分了解,加入党派也不是基于自己的政治选择,往往有明显的功利性,热衷于人事安排,对要求有一定奉献精神,且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社会联系工作自然没有什么兴趣。

第三,客观条件有限。从硬件看,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普遍面临资源缺乏的困境:没有专职党务工作者,没有稳定来源的活动经费,没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一些基层组织连正常的组织生活都无法保证,更不用说开展社会联系工作了。从软件看,目前基层组织开展社会联系工作的手段不多,且形式比较单一,主要局限于面向党派成员的走访调研以及面向社会大众的社会服务等几种传统形式。

第四,目标对象不明。开展社会联系工作,首先必须搞清楚联系对象是谁,而这恰恰是目前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联系社会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惑。如图1所示,这一问题在理论上是清楚的。问题是,落实到操作层面,面临诸多困难。其中,最大困难是,“协商确定的组织发展范围与对象”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缺乏明确的工作指向性,加上各党派协商确定的组织发展范围与对象之间本身有交叉[⑧],这使得要在基层划定一个边界清晰的“所联系群众”的范围变得更加困难。结果是,很多基层组织将联系对象的范围圈定在最狭义的“社会”即本党派成员中,“关门办党”,这使得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大打折扣。因为从统战的角度,民主党派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其成员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更因为每个党派都联系和代表着特定的阶层和群体。用毛主席的话说,一根头发的背后是一把头发[4]。原民建浙江省委会主委程炜在一次座谈中提到,民主党派处理与社会的关系应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要密切联系本党派成员,了解他们所思所想和利益诉求,帮助成员提高思想觉悟;另一方面要推动基层组织密切联系社会群众,开展各种有效的为民服务活动,到农村和社区中去,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了解社情民意,使党派的工作能真正接上地气,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笔者非常赞同这一观点,并且认为这应是民主党派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三、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社会联系机制创新的思考与建议

(一)创新生态优化机制

应在全社会倡导宽松、和谐的政治文化,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加大对中国政党制度、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及代表性人物的宣传报道,使民众对多党合作制度和民主党派有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进而提升对这一制度及民主党派的认同度。针对一些中共领导干部把民主党派当花瓶、当摆设,不信任、不支持的现象,要通过各种方法使他们逐步确立“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帮手不是对手”[⑨]的理念,然后“多想一些办法”,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更好履行参政党职能,让社会公众能切实看到民主党派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价值和作用,也许这才是让社会真正认同民主党派的根本所在。通过这些途径和方式,逐步优化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联系社会的舆论氛围,从而使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积极性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

(二)创新动力激发机制

一要创新教育培训机制。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推动和引导民主党派基层组织领导和党派成员正确认识和准确定位基层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增强其主动开展社会联系工作的内在动力。要让他们深切认识到,密切与社会的联系是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基层组织不应成为党派成员的“俱乐部”,而应秉持“开放办党”的理念,面向更广泛的社会民众,唯有如此,基层民意才能得到更加充分的表达,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才能更有成效、更有力度。要让他们深切认识到,基层组织联系社会,是职责所在,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虽在位置上处于整个政党制度架构的底端,但在制度设计上,其向上反映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的渠道是比较畅通的。

二要创新激励引导机制。建议上级党派组织每年开展社会联系工作实施情况的交流活动,对基层组织社会联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开展情况较好的基层组织及党派成员给予适当的表彰和奖励,从而在党派内部形成一种激励机制;此外,基层组织自身也可以开展类似的交流活动,对班子成员及普通党派成员在社会联系中的表现进行评价,并对其中表现突出的党派成员给予适当的表彰和奖励。

(三)创新对象明确机制

首先让我们回头看看历史上民主党派在明确联系对象方面有没有好的经验和做法。1956年,民革中央专门就社会联系工作出台过一个规范性文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关于社会联系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了民革联系对象的范围、界限及层次,具有很强的操作性[⑩]应该说,这个文件对于今天思考和解决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联系对象模糊的问题至少有两点重要启示:第一,社会联系工作要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对联系对象的范围和边界做出比较清晰的界定;第二,“所联系群众”本身也是分层次的,重点联系的应是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人士,而不应是一个笼统的阶层和群体的概念。因此,今天基层组织要切实开展社会联系工作,手里应该有两个名单:一是党派成员的名单,二是本单位、本系统或本地区内“所联系群众”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士名单(暂且称为“所联系代表性群众”)。有了这两个名单,基层组织就可以定期、不定期地在这些对象范围内进行调查,了解其思想动态、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整理汇总后报上级组织,并反馈办理结果。基于这样的思路,就可以得到一张修正后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联系对象层次分布示意图(见图2),相较图1,修正后的这张图示就具有了一定的操作可能性。

党派成员名单是现成有的,所联系代表性群众的名单如何确定?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按照形式代表的思路,先确定一个本单位、系统或地区内属于本党派重点分工范围内的人员名单,这个名单要尽量广泛,然后在这个总名单中进行随意抽样,产生所联系代表性群众名单;另一种是按照实质代表的思路,即在中共党组织或统战部门的指导、帮助下,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按照一定标准在所联系群众总名单中挑选确定所联系代表性群众名单。不论采用哪种方法,这个名单应是动态稳定的,即在一定阶段内,名单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当然,随着形势发展,名单本身应进行动态调整。对基层组织而言,这个名单上的人既是了解和联系社会的窗口,也是发展成员的“蓄水池”;与他们进行沟通联系的过程,既是了解社情民意的过程,也是争取政党认同的过程。

                                      

2  修正后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联系对象层次分布示意图

 

(四)创新联系工作机制

在继续发挥现有联系机制和活动载体作用的同时,可立足实际,学习借鉴中共及国外政党的基层组织在联系社会方面的经验与做法,创新联系社会的工作机制。

第一,创新民意调查机制。在原有调研制度基础上,运用现代民意调查方法了解联系对象的思想动态,征求其对某些专项议题的意见建议。比如,可考虑建立问卷调查制度,针对国家和地区重大政策的出台、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以及联系对象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等,通过电子邮件、信件、电话和会议等渠道发放问卷,了解掌握联系对象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想法,在此基础上综合提升,成果可通过上级党派组织、统战部门及政协等渠道进入决策过程。

第二,创新政治沟通机制。积极利用网络等现代媒体手段加强与联系对象的沟通。比如,可以创建相应的各种群组织(如QQ群、MSN群、飞信群、微信群等)和微信公众号,进行在线沟通,尤其是遇有突发事件,可以实现即时传达情况和收集信息;再如,可以向联系对象公布基层组织领导或成员的联系方式,保持常态联系与沟通。

第三,创新代表、委员走访接待机制。建议有计划安排本组织内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党派成员定期走访和接待联系对象,一方面解释方针和政策、梳理情绪和矛盾,另一方面了解社情民意、听取意见建议。

第四,创新党派成员结对联系机制。可考虑探索建立基层组织领导结对联系普通党派成员,党派成员结对联系所联系代表性群众的“双联制”。通过结对联系的方式,使每一个党派成员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不再是一个点,而是以他(她)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一个网。

第五,创新社会联系联动机制。尤其是在开展社会服务中,要探索建立全方位联动机制,包括纵向联动(上下级组织有效连成一体)、横向联动(包括同党派内基层组织之间的联动以及不同党派的基层组织之间的联动)、内外联动(与政府、媒体、企业及相关社会组织联动)。通过多方联动,搭建民主党派、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共同参与的互动沟通平台,实现资源整合与互补,避免有限资源的重复性浪费,最终实现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的两个根本转变:由单个党派组织独立开展服务向多个组织联合提供服务转变;由党派独立开展活动向与社会各界联合开展活动转变。

第六,创新信息反馈机制。通过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使联系对象的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得以实现和采纳的结果,直接关系到联系对象参与民主党派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也关系到民主党派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度。基层组织应通过各种途径和媒介,将社情民意的实现和采纳状况及时向联系对象反馈。

最后需要明确的一点,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角度看,其加强与社会的联系,目的不是说要与执政党争夺社会空间,恰恰相反,是为了协助执政党更好实现对多元社会的团结与整合。事实上,民主党派所联系和代表的这部分人的利益是社会整体利益的组成部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通过加强与这部分人的联系,将这部分人的利益诉求充分反映出来,有利于执政党和政府更全面地了解社会利益结构,进而实现全社会利益的最佳整合。因此,执政党应站在政治和战略高度,支持和帮助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更加切实有效地开展社会联系工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G]//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50.

[2]黄天柱.“多党合作与社会团结——民主党派的社会属性与社会基础”研讨综述[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3):40-43.

[3]贾孔会、张永红主编.新时期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31.

 [4]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G].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86.

 

 


 


 

作者简介:黄天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参政党建设研究中心执行秘书长、副研究员,复旦大学统战基础理论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

项目支持:本文写作得到民建浙江省委会2013年度理论研究课题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社会联系机制创新研究”(项目负责人:赵忠炎)和民建萧山基层委员会的支持和资助,在此表示感谢,但对文中所有观点,本文作者负完全责任。

[①]就国家意志而言,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就执政党意志而言,“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写进了党的政治报告,执政党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来推动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

[] 截至2014年底,浙江共有民主党派成员54964人。

[] 截至2013年底,浙江共有民主党派基层组织2579个,其中基层委员会113个,总支209个,支部(小组)2257个。

[] 2013年成立民革东阳市基层委员会。

[⑤]实际挂牌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实践教学基地有12家,另外两家是民盟舟山市委会“盟员之家”和农工党临海市委会,这两家实际上属于地方组织,并非基层组织,所以未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

[] 新中国成立后,为支持各民主党派更好发挥作用,经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协商,确定了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对象和活动范围的重点分工。这一分工的基本格局一直延续至今,并随着形势发展进行了适应性调整。目前,各党派的组织发展范围与对象分别如下:民革,同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同民革有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社会和法制专业人士和其他中上层人士;民盟,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民建,经济界人士及有关专家学者;民进,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农工党,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环境卫生领域的高中级知识分子,致公党,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九三学社,从事科技工作以及高等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台盟,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人士。在统一战线的政策话语中,民主党派协商确定的组织发展范围与对象一般被称之为“所联系群众”。

[⑦]农工党临海市委会在结对帮扶过程中建立专家党员与农户联系制度,即将专家党员姓名、联系电话制成“联系卡”,发到村里各农户,农户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专家党员咨询或求助。这一制度深受群众欢迎,群众称赞这个“联系卡”是农工党员与他们的“连心卡”。尽管农工党临海市委会并非基层组织,但以“联系卡”形式建立民主党派与基层民众的联系这一做法,对民主党派各级组织推进社会联系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⑧]如民革和台盟在涉台人士中有交叉,民盟、民进和九三学社在教育界有交叉,九三学社和农工在医卫界有交叉;民革的发展范围中还有“其他中上层人士”的后缀表述。

[] 俞正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提出,“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帮手不是对手,要多想一些办法,把他们的作用发挥出来。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政党关系的必然要求。”

[⑩] 关于这一文件的详细内容,请参看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续编》(社会主义时期),1986年,内部发行,第4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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